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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四十六章“约会”电影院（九）
对于一个城市里长大的来自10年代的中国90后来说，教育改革是伴随成长的事情。
减负……素质教育……私立教育……教育产业化……很多宣扬过，在宣扬或者执行中扭曲化的名词和方针，一旦打开回忆的闸门，许多不太好的片段不免涌了出来。
这让毕文谦本有些调侃的表情渐渐变成了咬紧牙关。但真正开口时，则是另一番话了。
“早在60年代，我们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就针对教育问题开过座谈会。那个时候，学校里的成绩评定用的是五分制。一方面，领导人们，觉得当时的学制时间太长，认为应该缩短大学之前的学习时间，并且让不同专业的大学学制多样化。同时，还允许高水平的学生跳班。另一方面，他们觉得，学生的负担很重，课太多，课后作业更是太多，导致学生根本没有课余时间，甚至拿孔子提倡的礼乐射御书数来对比，觉得课程应该砍一半。学习负担太重的结果就是近视眼儿越来越多，很多学生不能独立思考，读死书。参与到我们这动画片创作组的陆副主席，当年也参与了座谈会，他说全国的教育厅也针对这些问题开过会，流传在中国的教育体系，有三套，孔子一套，杜威一套，凯洛夫一套。究竟哪一套更正确，或者说应该选择哪一套，没有讨论出结果。但他们认为，当时的教育路线不错，方法不对，认为当时的考试办法是摧残人的办法。”
“在那场会上，陆副主席还提过，当时的中小学的办学目标是升学，并且学生毕业后不愿意劳动。与此同时，冀省因为发大水把学校的房子弄塌了，当地教育厅没办法，只能临时办简易学校，结果，上学的学生反而多了起来。为什么这样？因为教育正规化之后，在当时对普通家庭来说太贵，而且出路是问题。以当时粤省的情况为例，普通中学培养一个学生，单是国家就得一年花120元，而如果是农业中学，国家一年只需要花6元，并且，农业中学的毕业生很容易就业，普通中学毕业生如果考不上大学，就业就是个麻烦了。”毕文谦似乎回味儿了一下陆副主席在那三进的四合院里每每旁敲侧击地和自己问东问西的模样，“……针对这个问题，太祖当时提出，要把唱戏的写诗的，都从城市轰到工厂和农村去，让他们接地气，不去不开饭。还拿了李时珍、祖冲之等等许多中国历史上有成就的人做例子。”
看着黎华略发愣的表情，毕文谦轻轻踢了踢她的脚尖儿，无声笑笑。
“毫无疑问，60年代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国情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的许多具体的问题，都没有太多参考的价值。不过，就高屋建瓴的一些认识来说，对今天仍然有着一定的指导意义。”
“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的？培养兴趣，独立辨思，因材施教，实践与学习相结合——这是前人们已经讨论过的答案了。他们也一直朝这个方向在努力尝试。可直到今天，中国的教育体系，离这样的描述，仍然太过遥远。黎华，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设了问，毕文谦却没有真打算由黎华来回答，他径直自个儿说了下去：“答案其实也很明显，我刚才就已经说了——教的政策能不能得到高效的执行，关键在于是否和考的政策匹配。而这个考，不仅是针对学生的考，同时也包括了对教师的考。一方面，以高考为代表的选拔性考试，代表着我们中国人均教育资源非常不足的现状：培养兴趣？这是好事儿，可谁来培养？如果说人看到天上的星星就会对星空产生兴趣，那么如果要对天文学产生兴趣，望远镜总得有一个吧？中国现在有财力让每个孩子有一个望远镜吗？显然不可能。而具体到课堂上，中学的化学课程，同样的考纲，同样的知识点，城市里顶尖的学校有办法搞到设备的药品让每个学生亲自操作，情况差一点儿的地方也可以由教师进行演示实验，而那些偏远地区的学校呢？根本搞不到那些实物，教师只能照本宣科。那样的教学，有多少学生会对化学产生兴趣？人类社会中的行业有很多，将来更是会越来越细化。一个孩子会对哪方面最有兴趣，最有天赋，如果不能每一样都尝试一下，那就只能凭运气了。让每个孩子对每个方向进行尝试，这将产生的需求，仅仅是物质需求就会让人绝望。独立辨思？这同样是好事儿。特别是科学研究，有这种精神的人才更容易出跨越性的成果。可独立和辨思，不是无根之萍，如果连一个具体的起点都没有，怎么辨，怎么思？对于小孩子来说，抽象的事物比具体的事情更难理解，更甭说辨思了。而展示具体的事物，是需要物质支持的——这又是一个财政问题。因材施教，那当然更是好事儿了！孔子能在2000多年前提出来，简直是跨越时代的成就！但如果认真看看数据，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这意味着什么？中国历史上顶级的教育家，教了一辈子，成才率也才百分之二、三。我们可以说这个成才的标准太高，也可以说一个人的精力教三千人本来就不现实。但这也恰恰说明了问题所在：因材施教的方针，对教师的水平和数量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中国现在有足够多足够好的老师吗？显然没有。而说到实践与学习相结合，呵呵，别的行业且不说，单单是现在的国企，里面本来就已经人浮于事了，现在让学生到哪儿去实践？”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国家一直以来的教育目标，作为远期目标，是正确的；但在现阶段，根本不具备直接的可操作性。”
听完毕文谦分析的结果，黎华不但没有气馁，反而兴趣更浓了。见他又喝了一口水，她主动踢踢他的脚尖儿：“那么，你打算怎么在京城试点改革呢？”
感受着鞋尖儿传来的力道，毕文谦叹了一口气：“就像我说的附加题的形式，其实，去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暂行条例》上面，就有，只不过，条例里只是一个很小的补充部分，我把它大大地扩展了。而对于教学改革，从原则上来说，也差不多。”
“无论是学生的培养，还是教师的培养，从量变产生质变，都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周期。这个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我们能做的，是通过政策来调动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具体来说，就像我提的，第一代领导人们，对限制在教室里的超负荷学习，以及以学分的目标的考试机制深恶痛绝。但现实是，选拔考试是必然存在的，分数的排比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拔办法。而教的政策只能和考的政策一致，不然只会事倍功半，甚至被基层阳奉阴违。所以，想要改变超负荷学习的恶性状态，直接降低学生课程负担，是很愚蠢的做法。”
“我们可以反过来想。既然考试让学生都追求高分，而这个考试政策是不得不遵循的。那我们就让学生追求高分好了——注意，还是那句话，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水平是100分，有的人考100分是因为卷子只有100分——如果我们打破这个不科学的情况，让有可能得满分的人始终只是少数，少到从统计学角度可以忽略不计的地步，那么情况会是什么样子？”
“人的精力毕竟是有限的。对于多数普通学生来说，擅长的科目往往有且只有一部分。如果花相同的时间，在自己擅长的科目上获得的分数，远远高于把时间花在自己不擅长的科目的收益，那么，越是追求分数的学生，越会把时间花在擅长的科目上。而擅长，往往意味着成就感，有成就感，就更容易形成兴趣，有兴趣，就容易自发自主地学习。”
黎华听到这时，忽然轻轻“嗯”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她又似乎明白了什么，忽然朝毕文谦笑了起来：“所以，你一开始就首先强调，要将毕业考试和升学考试进行明确的区分？”
毕文谦愉悦地说：“没错。”
“既然如此，那不如规定，毕业考试必须全科及格，才有资格参加升学考试？”黎华眨了眨眼睛。
毕文谦思考了一会儿，却没有下判断：“……如果你觉得可行的话。”毕文谦思考了一会儿，却没有下判断。
“如果按照你这个思路来改革，也许将来100分的卷子，每一科大多数人都只有3、50分上下，成绩拔尖的学生，总分可能会遥遥领先。那样的话，看起来恐怕不太好看吧？”
“考试的分数是为了选拔，不是为了好看。我们需要打破的就是唯高分论——既然分数这个概念，对于高分的追求，在现阶段不可能消除，那我们就让所有人认识到，全科满分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不可能的。让学生、家长、教师都认识到，满分不可强求，卷面分数差也不可怕，可怕的是每一科都差。”毕文谦根本不在意这样的问题，只继续说着自己的思路，“如果按照你的想法，毕业考试全科及格才有升学考试的资格，那么我们真正需要在意的，应该是保证和控制毕业考试的难度。太简单了，会影响全国的受教育下限以及教育等级评测的含金量；太难了，也许某一年能够参加高考的人还没有大学计划招生的数量多也说不定……至于升学考试的分数难不难看，有多难看，根本就不是个事儿。”
黎华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我几乎可以想像这政策如果真执行了，在刚执行那几年，学生拿着惨不忍睹的考卷回家被打得屁股开花了！”
“不如说，血流成河？”毕文谦也不禁莞尔，“莫非你当初就……”
黎华冲毕文谦脚尖儿一踢，眯起眼睛反问：“你猜呢？”
“反正，我记忆中，好像没有过因为考差了被打。”毕文谦讪笑着，迅速转移了话题，“对考试层面的改革，本质上是为教学层面的改革做准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可以通过考试分数的改变来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却是另一回事儿了。无论是从货币体系，还是从荣誉体系来说，教育，对于大多数教师来说，首先是一个安身立命的工作，然后才是更高境界的追求。”
“这个啊，的确是需要认真考虑的方面。”黎华插话道，“去年年底，国家出台了关于提高中小学教师工资待遇的通知，我们的义务教育法也规定了，国家保障教师的合法权益，采取措施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对优秀的教育工作者给予奖励……”
“那么，有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出台吗？”
黎华愣了一下：“……文谦，你具体的意见是？”
毕文谦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想到了上辈子听闻过的一个段子：关于江城公交车的传说。那些夸张或者说并没有夸张的极速传说背后，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逻辑——公交车驾驶员和售票员的月工资和当月业绩挂钩。为了更多的奖金，以女性为主的江城公交车司机们在城市里把公交车开出了F1赛车的感觉……
或许，这就是市场经济下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典型案例……吧。
“黎华，为什么我会建议流行音乐联赛的个人分成，要以特别国债的形式发放？”
“国家财政不宽裕呗！”黎华配合着捧了哏，但又很快意识到了毕文谦的意思，“你是说，教师的收入也要……”
“思路是相似的，但执行的形式不同。”毕文谦点点头，又摇摇头，“教育，是一个出成果的周期很长的事业。从服众的角度来说，教师的从业收益本就应该在一代人之后开始计算。但一方面人不可能不吃不喝那么久，社会必须给予教师生活待遇；另一方面，就目前而言，教师的教学真的出成果了，那些成果的收益，和教师有直接关联了吗？没有。”
“所以，这两方面在理论上都有问题。我们可以这么来做：从改革执行开始，京城范围内，小学、初中、高中的所有学校，一定年龄之内的年轻教师，今后原则上都不再直接提高工资待遇。但是，每一个教师教过的每一个学生的对应关系都记录留档。将来，每一个学生参加工作之后，其收入如果没有超过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那就缴纳1%的教育回报税；超过起征点的部分，则把个人所得税中的10%划拨到教育回报税中——无论是1%还是10%，我只是定性地一说，都是可以调研之后调整的。教育回报税可以这么来分配：以半学年为最小单位积分，对于一个学生来说，科任教师每教半年，计1分，班主任每教半年，计5分，教学时间不足半年的忽略不计。如果这个学生从小学读到了高中毕业，那就是24个半学年，所有教过他的教师的总积分为分母，他缴纳的教育回报税为分子。对于一个教师来说，他教过的所有学生每年的教育回报税属于他的部分的总和，就是他的教育奖金的基础。没错，基础。如果他教过的所有学生都没有犯罪记录，那么这份奖金他可以全额获得。如果有学生有过犯罪记录，那就根据人数和具体罪行，逐步减少所得奖金比例。具体的标准，不是我在这里能够说清楚的，需要具体的调研。但总的来说，这个方案要遵循两个原则，第一，对于大多数合格教师来说，每年的教育回报税应该让他们的收入在所在地区获得相对优渥的生活待遇；第二，对于优秀教师来说，教育回报税的奖金上不封顶，每年的奖金要公示出来，如果有人因此成为当地大富甚至首富，就应当作为榜样来表彰。”
“这个方案在执行中虽然会有些计算量上的繁琐，但随着办公的计算机化，这个问题将渐渐不成为问题。这个税收和分配即使立即执行，也将在一些年之后才产生第一笔税收。就复杂程度来说，短期内在全国不具备可行性，但在相对发达的京城，却是可行的。真正可能头疼的，是那些收入不好统计的人，比如说，个体户。这方面，政策制定的可操作的空间不小，牵扯到的其他政策方针也可能会有很多。”
毕文谦说完这些，轻轻碰了碰低头速记的黎华的脚尖儿，然后起身再一次续杯。
“……文谦，你的方案……班主任的权力和责任，恐怕会相应大不少啊！”
“教书育人，教书有科目的区别，而育人，本来就意义重大。责任越大，在其业务之内，自然应该有相匹配的权力。”
回头看去，却见黎华咯咯地笑：“杜绝犯罪，从娃娃抓起吗？”
“所以我说了，教育，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欣赏着黎华的笑容，毕文谦的表情却很郑重，“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直接目标，有三点：第一，提高总体下限；第二，提高个体上限；第三，降低因为教育资源分布不平均而将要形成的阶层固化的速度。既然这次教育改革的风已经吹起来了，肯定会有各路人马跳出来发表意见，只要他们的意见和这三点不抵触，那就听取借鉴；如果有抵触，那这样的人，脑子和屁股，至少有一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