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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百八十七章畅言（三）
“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套适应人民群众的精神追求的荣誉体系，既不患寡，也不患不均，只患不公；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货币为表象的私有资本与参与国家治理的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公正公开的交换渠道。说白了，就是在市场经济中，原则上，获得一定成就的个人，必须用一部分资本与国家交换参政的权利和义务，从而获得国家与人民对其个人资产的承认，以及相应的教育培养的资格——注意，这既是权利，也是义务。这就像古代唐朝的时候，如果一个官员，当上了节度使之后，国家就应该也必须给予他进入中枢的机会，如果从根本上断绝了这个机会，作为中央就别埋怨节度使造反，安史之乱就是前车之鉴；但有许多节度使是行伍出身，并不太通晓国家的治理，直接让他们进入中枢，是对国家不负责的表现，所以，必须制度性地给予他们相关的培养。”
毕文谦一边说着，突然自个儿笑了起来。
“好吧，拿节度使来比喻，也太给某些人贴金了。我还是换一个比喻好了——我们不妨假设有这么一个人，他出身普通农村，只读过初中，成绩也很普通，在乡里乡亲的眼里，虽然没有作奸犯科，但也谈不上什么前途。在改革开放的时代，迫于生计，他先于周围那些有安稳工作的人，开起了小作坊，跑去镇上做生意，渐渐赚了一些钱。然后，用这些钱，他扩大了生产规模，从小作坊变成了小工厂，生意也从镇上做到了市里，甚至，渐渐跨省了。经过一些年的积累，他的生意越做越大，资产越来越多，不仅在当地有了不小的名气，甚至业务也开始谋划着涉足进出口了。他的企业不仅促进了地方的经济发展，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但归根结底，他仍然只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人，哪怕在当面被称一句乡村企业家，说不定还被城市里的人背地里骂上一句‘暴发户’什么的——不，那很可能并不算是骂。毕竟，对于一个并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要求他天然有着良好的精神追求，那反而是不科学的事情，他更可能只有朴素的是非、道德观念。但是，他已经拥有的资产，必然导致他日常面对的事物，和最初的层次不同了。在这个时候，如果整个社会，没有给予他再教育的机会，也没有正确的引导，反而让他始终遭受没有利益相关的人的鄙薄，遭遇有利益相关的人的曲意奉承，你们觉得，他的未来，会走向何方？”
毕文谦玩味儿地停顿下来，看了看每个女孩子脸上的表情。
“无论如何，国家不可能剥夺一个守法的人的资产，那是封建社会的土匪作风了。但放任不管却又是不对的。那么，该怎么办呢？其实答案我已经差不多说出来了——制度性地给予二次教育的机会。就像让校园里的大学生到基层接地气是一种培养一样，让基层里做出成绩的个体户接受再教育，也是一种培养。既能脚踏实地，又能高屋建瓴，才是国家需要也应该提拔的干部。当一个人，有了精神追求的方向，有了参与追求的参与感、认同感、成就感，有了真正的主人翁的意识的时候，他才不会选择去挑战现有的体制，才不会选择背叛。”
“但是呢，国家现在很穷，前年才敢将全民性的义务教育以法律的形式定下来。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给予一些人免费的二次教育，于情于理，那都是不适合的。所以，这得收费。那么，费用，怎么收？”毕文谦细细看着认真聆听的黎华，轻轻点了点头，“不多，也不少，一半的资产就可以了——注意，这不是税收的形式，而是股份。”
“一半？”
“一半！”
四个女孩子不约而同地出了声。
疑问的，是黎华和刘三剑，却似乎有着细微的不同；惊讶的，是小晓琳和陆衍，也似乎有着细微的不同。
“一半，是我个人粗略给的数字，完全可以在实际调研之后再作修改。”毕文谦却呵呵地笑，“真正的关键，其实是隐含在其中的另一点——怎样才能确定是一半的资产呢？这个数据，这个数据的获得和确认，才是重点。”
黎华眉头一动，小肚子紧紧贴着办公桌，双肘撑在上面，口吻略急促：“具体说说。”
“如果说，在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政府对于国家经济数据的掌握，原则上是准确的。那么，在改革开放之后，发展市场经济之后，随着国企在全国经济规模中的占比逐渐降低，对于国家统·计局、审·计署来说，同样的事情，会越来越难以做到，甚至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注册过的私人企业上报的数据是否真实且不说，那些并不算是企业的个体户，他们的经济数据，如何统计？如果一个国家的统计报告连经济情况都只能大体估计，那只可能是两种情况：一种，政府有其他掌握经济情况的方式，明面上的统计数据不过是对外进行战略欺骗的一环；另一种，这个国家的经济随时有这大幅度波动的潜在危险。”
“不仅如此，很多人，特别是南方人，有着财不露白的观念，他们甚至挣了钱之后，依旧节省，也不把钱存进银行，而是把现金放在家里。这在事实上，会样的情况一旦积少成多形成规模，是有造成全国货币流通减少，引发通货紧缩的可能的。而之前会计师来视察的时候，明确说过，现在中国的农民是没有工资的，贸然地进行系统性涨价，是不可行的做法。”
“所以，国家必须想方设法，让人民主动把手里的货币数据交出来——注意，不是交出货币，而是交出数据；让节余的货币比较多的人把钱流通出来。所以，我刚才说了，以股份的形式，让个人进行财产申报——申报之后的所有资本，一定比例在法理上始终属于国家，无论其规模如何扩大。这些资本受到法律承认和保护，甚至表彰，但之后经营权，仍然归属个人，国家只派遣财务统计，无权进行干涉——注意，我说的是资本，是生产资料的范畴，而不是财产。财产，国家只需要掌握数据就可以了。申报之后，一方面，国家将视其为干部编制，作为混合所有制企业的干部对待，安排相应的二次教育，进行干部培养。另一方面，如果多报了，实际不足部分国家就责令其补足；如果瞒报了，实际多余部分，国家就依法没收。”
又说了一气，毕文谦停下来又喝了一口水。看着黎华等人沉思的模样，他不禁又笑了笑，耐心地等待着。
“文谦，如果真照你所说，那这样的国家持股比例，其实始终都只是一个形式吧？那你为什么要定在50%呢？”
黎华思考之后的问题引得毕文谦莞尔。他一边轻轻摇头，一边反问道：“你有没有想过一种情况——如果有人要拿外国的绿卡，甚至是放弃中国国籍呢？”
毫无疑问，在座的女孩儿们听懂了毕文谦的话。
观察着她们的眼睛，毕文谦继续说了下去。
“其实，要达到初衷，仅仅如此，是不够的。因为对于成年人，对于辛苦半辈子的人来说，你叫人家重新回到校园，大多数人会畏而远之；而如果你只要求去学习而不考核，那人家倒是会去，但学习的成果，就只能听天由命了。所以，我们回到一开始的说法——人追求的，是繁衍与传承。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也许成年人自己不是那么看重，但对于子女的教育，中国人却是非常重视的。所谓世上万般皆下品，思量唯有读书高，这是中国千年来积累的底蕴。对于那些申报财产的个人，可以选择放弃自身接受二次教育的权利，以及考核晋升的潜在权利，从而换取其子女从小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考虑到不同省份的经济发展情况不同，可以以省为单位，各省以自身经济水平为依据，定下不同的财产申报资格门槛，可以是阶梯形门槛，依不同申报等级，其子女可以直升当地的镇、市、省级重点学校，从小学一直到高中毕业。也正因如此，申报财产这件事情，应该且必须是一种资格，不是人人都能获取的资格。可以稀缺，但绝不能泛滥。”
“另外，这个办法如果真要实行，还需要考虑两个问题——一个，申报人的子女数量问题，我目前个人认为，在申报资格的限定中，可以加上一条，符合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另一个，申报人的子女在实质上优先占有了目前国家供不应求的良好教育资源，所以相应的教育质量，如何得到保证？如果把孩子保送进了重点学校，结果教出些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出来，那就既是对申报人不责任，更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了。所以，为了尽力避免这样的情况出现，可以这么规定：第一，申报人所有企业的每年盈利中，将国家所占股份的收益，按一定比例划拨到其子女所在学校。第二，其子女从小学到高中，历年所在班级的所有教师，都建立一个资料档案，等该学生参加工作之后，规定其每五年填一份资料，从教过他的所有教师中，选择出一个人数至少达到50%的名单。在上交名单后的五年内，他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的一定比例，均分给名单上的教师或其死后的直系亲属；另一方面，如果该教师所教过的学生中，有犯罪记录，那么这份收入则按比例部分扣除，收归国有。”
“一个环节，具体的比例定在多少才适合，那需要各地实际的调研，就不是我能判断的了。”
办公室里，第三次陷入了寂静。
良久，黎华偏头看了看陆衍已经停下的笔。
“陆衍，去添点儿蜂窝煤吧……”手机用户请浏览阅读，更优质的阅读体验。